(一)指儒、释、道三教之论诤。盖儒道二教原系我国固有宗教，佛教则传自印度，不论思想信仰或仪礼习惯方面，均有极大之差异，故三教之间常起教义、仪礼上之论诤。据汉法本内传所载，后汉明帝时，道士褚善信等尝与迦叶摩腾、竺法兰二人于洛阳白马寺外辩法，终为摩腾所伏，此盖后世所捏造。三国时代，吴之康僧会对孙皓答辩周孔善恶报应之说略嫌显近，而谓释教方尽幽远之意。曹植亦曾作辨道论，以驳斥道教不老不死之说。凡此，皆属早期之三教论衡。

西晋时，王浮与帛远论道佛之优劣，以辞屈而伪作老子化胡经谤佛，其后佛徒乃作清净法行经以酬之。东晋时，孙盛以佛入儒，作“圣贤同轨老聃非大贤论”及“老子疑问反讯”以斥道教；又罗含君章、庐山慧远各作更生论、形尽神不灭论，共论神识之不灭；孙绰、慧远各作喻道论、明报应论以说因果报应之不妄；此外，慧远并著「沙门不敬王者论”，“沙门袒服论”，以明佛教礼仪异于我国传统之制，对此，何无忌作“难袒服论”以难破慧远之说。刘宋时代，郑道子、僧含有“神不灭论”，慧琳有“白黑论”；何承天则作“达性论”，主张神灭、天命以谤佛教；慧远门人宗炳作明佛论、颜延之作“释何衡阳达性论”、刘少府作“答何承天”等破何承天之说；道士顾欢作“夷夏论”，谓佛法为夷狄之法；对此，僧绍之“正二教论”、谢镇之“与顾道士折夷夏论”、慧通之“驳顾道士夷夏论”等均予以驳斥。萧齐时代，张融作“门律”，倡道佛二教一致，周颙时与之酬唱，孟景翼亦作“正一论”以赞张氏之论。逮范缜再倡“神灭论”，否定因果报应；对此，萧琛出“难神灭论”以对之，而神灭不灭之论诤达于高潮。梁武帝即主张神不灭论。

北魏太武帝深信道教，以道士寇谦之等言，于太平真君七年（446）行排佛政策，文成帝时佛教始复兴。北齐文宣帝时尝令佛道辩法而排斥道教。至北周武帝，容道士张宾、卫元嵩之言，于天和四年（569），敕道佛二教之徒论其优劣，且命司隶大夫甄鸾详定佛道二教之优劣。如甄鸾著「笑道论”，以辨道教之伪，又道安著「二教论”，以抨击道教。及至建德三年（574）仍敕废道佛二教，但实废佛教，以立道教。唐兴，以李姓之故，重道教，更与佛教屡有冲突。初唐之三教谈论，多为实质上之谈论。高祖武德四年（621，一说七年），道士太史傅奕上“减省寺塔僧尼益国利民事十一条”，痛论僧尼寺塔之弊，法琳、李师政乃作“破邪论”、“内德论”，明概作“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”，以破傅氏之说。太宗贞观十三年（639），祭酒孔颖达、沙门慧净、道士蔡晃等，于弘文殿谈论三教。高宗时以道教为国教，追谥老子为“玄元皇帝”，一时道教势盛，且多剽窃佛教教理而作伪经。至麟德元年（664），道世上表陈述道经之伪妄，总章元年（668）乃有诏论老子化胡经真伪之事，然其事未久即被禁断。又嗣圣八年（691），僧尼之位次恢复僧先道后，两教纷诤之原因由是得以缓和。贞元十二年（796），徐岱与沙门覃延、道士葛参成等人，在麟德殿讲论三教。翌年，左街僧事端甫入内殿讲论儒道，赐紫方袍。从玄宗至文宗期间，湛然以儒家出身，弘扬天台教观，门人儒者梁肃着止观统例，澄观论华严、易经之类同，李翱作复性书，采大乘起信、圆觉、楞严之说，而为宋儒之先驱。宪宗时，韩愈作原道、原人等，论道佛之弊，又上“论佛骨表”及“与孟简书”来排击佛教；对此，孟简以“论夷夏”及“因果报应”酬答韩氏。圭峰宗密着原人论，斥破儒道二教之迷执，并阐述周易与真如缘起之关系。会昌五年（845），武宗排佛，一时道教势盛，未几，佛寺复兴。此后所谓三教论诤日趋形式化，三教论谈仅流于朝廷仪礼之一。

及至宋代，儒教勃兴，采佛教教理汇成新学之同时，排佛之风亦盛，如孙泰山之“儒辱说”、欧阳修之“本论”三篇、石守道之“怪道”、胡寅之“崇正辩”、李泰伯之“潜书”等均主排佛，欧阳修撰新唐书、五代史，更删除所有有关佛教之事项；对此，智圆于“闲居编”中提倡三教并存不废之说，契嵩于“辅教编”、“非韩”三篇力主儒释一贯之道，张商英撰“护法论”驳斥韩、欧之主张。又张载、二程、朱熹等虽提倡排佛论，然其学说取之于佛教者实多。至宋徽宗，崇信道教，崇宁五年（1106）敕寺院置孔、老像，道士位次，列在僧尼之上，佛典中凡有谤道儒之处概皆焚弃。南宋时代，宗杲最先提倡三教融合之说，孝宗、宗晓、刘谧、子成、志磐、李纯甫等均有以继之。逮南宋淳祐九年（1249），李志总掌天下之道教，致佛道二教再相倾轧。及元世祖就西藏僧八思巴受戒，道士之反感益烈，宝祐三年（1255），道士丘处机、李志常等捣毁西京夫子庙、占领梵刹四百余所，至元十八年（1281），除道德经外，道藏及有关之印版等因帝令而悉烧弃。与此同时，王中孚、郦希诚、张宗演各倡全真教、大道教、正一教，辖有大江南北，统一确定道教教会。至明代正统年间，完成道藏之编纂，万历年间续入增补完成，道教因而振兴。

明太祖尝制三教论、释道论，沈士荣（续原教论）、姚广孝（道余录）、屠隆（佛法金汤编）、袾宏（缁门崇行录）、智旭（周易禅解、四书蕅益解）等均主三教调和之说，胡敬斋、王阳明等则秉儒排佛。概言之，此时儒佛二教调和之论较盛。清初，一明撰“会心内集”等，亦倡三教融会。此一时期，各教皆丧生气，而沦于萎靡沉滞之势。

在日本，有佛教、神道、儒教三教之论衡，由于日本自上古以来即以神道作为政治与道德之轨范，至应神天皇在位（270～309）时，始由阿直岐、王仁等自百济传入论语，为儒教兴学之滥觞，不久佛教亦传入而成三教。钦明天皇在位（540～570）时，虽有奉祀佛像之问题，苏我、物部二氏发生论诤，但此后以皇室为首，一般均重神祇，同时亦崇信儒佛二教。后本地垂之说兴起，神佛融合之论由是盛行。［弘明集、梁高僧传卷七、广弘明集归正篇、辩惑篇、法义篇、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上、释氏六帖卷八、欧阳修外传］

(二)全一卷。日本临济宗慧训撰，成于延享三年（1746）。为论述儒、释、道三教之同异及诸家诸宗之大意。分总论、杂论、别论三篇。 p6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