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高僧传》，或作《梁高僧传》，十四卷，梁释慧皎撰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杂传类误题作释僧祐撰，清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中已有辨正。
　　此书是总传体。在作者撰述的当时，正是梁武帝崇敬佛教，上行下效，风靡全国的时候。那时庞大的僧伽队伍中，能文善辩则享大名，潜修实行为人所忽。其中名僧高德固不乏人，而徒具虚名的也为数不少。作者为了矫正时弊，乃提出“高”字的标准来作为编集本传的尺度。又从晋至梁，曾出现不少部僧传，但是在规模上、体例上，还没有构成完整的、严谨的综合性的传记。作者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，撷取各家之长，重新规划，撰成本传，遂为后来总传体例的僧传树立了典范。同时，作者对于较他略早的宝唱所撰的《名僧传》，是不太满意的。他认为名僧未必都有真实的修养和学识，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又每每不随俗俯仰，未必能知名当世。因而易“名”为“高”，专门记录他认为是品德高尚、学识优长的僧人。这种观点贯串在全部书中，所以在本传中不止一次的显现出许多“高隐者”的形象来。而高僧传的称号，也即创始于此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释家类《宋高僧传》提要根据《郡斋读书志》，以为“高僧传之名起于梁释慧敏，分译经、义解两门；释慧皎复加推扩、分立十科”(见卷一百四十五)。实际慧敏即慧皎，敏字乃皎字的笔误(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卷二《宋高僧传》中考证很详)。
　　本传记录了从后汉明帝永平十年(67)到梁武帝天监十八年(519)四百五十三年间魏、吴、晋、宋、齐、北魏、姚秦九个朝代中高僧的事迹。著作年代，书中没有明文。《开元释教录》卷六题作天监十八年撰，是不确的。这年是《高僧传》序文中所称纪载断限的最末一年，完成当然需要一段时间。作者撰写时，曾请当代名士王曼颖审阅义例内容(见《答王曼颖书》)。根据《梁书》南平王伟(卷二十)和江革(卷三十六)、南康王绩(卷二十九)的传，王曼颖的逝世，在天监十八年到普通四年之间，《高僧传》的撰成，最迟不得迟于普通四年。本书卷十三上定林寺《法献传》中有佛牙以普通三年 (522)正月遗失之语，当是本传实际上最末的纪事，距离完成期间不会太远，大约就完成在普通三年或四年。这时上距宝唱《名僧传》完成的年代天监十三年 (514)，相差不到十年。
　　本传是在已往僧传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综合性的传记。他批评过去的僧传，有的偏叙一类，所涉不广；有的仅举一方，记录不全；有的纪事阙略，繁简不一；有的只录名僧，高蹈之士多所遗削。所以“尝以暇日遇览群作，輙搜检杂录数十余家，及晋、宋、齐，梁春秋书史，秦、赵、燕、凉荒朝伪历，地理杂篇，孤文片记；并博谘故老，广访先达，校其有无，取其同异”(见序录)，撰成此传。就其所引用的著作来看，是极为繁富的。可考知的有：晋竺法济撰《高逸沙门传》、晋郗超撰《东山僧传》、南齐释法安撰《志节僧传》、南齐释僧宝撰《游方僧传》、南齐释法进撰《江东名德传》、南齐萧子良撰《三宝记传》、南齐王巾撰《僧史》、梁释僧祐撰《出三藏记集》、梁张孝秀撰《庐山僧传》，梁陆明霞撰《沙门传》、梁释宝唱撰《名僧传》、不详作者撰《安清别传》和《于法兰别传》、晋王秀撰《高座别传》、晋康泓撰《道人单道开传》、宋王微撰《竺道生传》、宋张辩撰《僧瑜传赞》和《昙鉴传赞》(以上僧传类)。《晋书》(未详何家)、魏崔鸿撰《十六国春秋》、宋徐爰撰《宋书》、宋沈约撰《宋书》、秦车频撰《秦书》、燕田融撰《赵书》(以上史籍类)。晋释法显撰《佛国记》、晋庾仲雍撰《荆州记》、宋释智猛撰《游行外国传》、宋释昙宗撰《京师寺塔记》、南齐刘悛撰《益部寺记》(以上地志类)。晋陶潜撰《搜神录》、晋朱君台撰《征应传》、宋王延秀撰《感应传》、宋刘义庆撰《宣验记》和《幽明录》、南齐王琰撰《冥祥记》、梁任昉撰《述异记》(以上杂记类)。不详作者撰《四十二章经序》、吴康僧会撰《安般守意经序》、晋孙绰撰《正象论》、《喻道论》、《道贤论》、《明德沙门论目》、晋康法畅撰《人物始义论》、晋张野撰《远法师铭》、晋袁宏撰《罗浮山疏》、晋周颙撰《玄畅碑文》(以上文章类)。此外，象释道安撰的《综理众经目录》，也曾引用了许多次，可见引用的书籍还不仅如上所述。史料的丰富，所用功力之深，涉及方面之广，这里很明显表现出来。至引用的书中，如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三至十五的僧传部分，大都融会吸取；如《冥祥记》，引用达二十余事，也是相当多的(《冥祥记》已佚，由《法苑珠林》及《太平广记》所引的和本传对照可知)。另外，《名僧传》中，有二百一十六人收入本书正传，七十八人入附见，所采撷处一定更多。
　　本传综合已往僧传的体例，分为《译经》(三卷)、《义解》(五卷)、《神异》(二卷)、《习禅》、《明律》(共一卷)、《遗身》、《诵经》(共一卷)、《兴福》、《经师》、《唱导》(共一卷)十科。在草创时，原只八科，后因宋、齐杂记中很多记录转读、宣唱的事迹，而且这二种方式在传教上有它的作用，因加上后二科，足成十数。这十科虽然各有重点，但它们之间也有着联系。在组织形式上，这种分类法，要比《名僧传》的七科分类为整齐全面而有条理。全书著录正传二百五十七人，附见二百七十四人，列表如下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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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卷别 │ 1│ 2│ 3│ 4│ 5│ 6│ 7│ 8│ 9│10│ 11 │ 12 │ 13 │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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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科 │ 译 │ 义 │ 神 │习│明│遗│诵│兴│经│唱│
　　 别 │ 经 │ 解 │ 异 │禅│律│身│经│福│师│导│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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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│正传│ 4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4
　　汉├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
　　 │附见│ 6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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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│正传│ 1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1
　　魏├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
　　 │附见│ 3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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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│正传│ 2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2
　　吴├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
　　 │附见│ 3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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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│正传│ 8│ 7│ │14│15│13│ │ │ 4│ 7│ 7│ │ 1│ 4│ 4│ 2│ │86
　　晋├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
　　 │附见│ 8│ 5│ │22│13│13│ │ │ 1│ 2│ 2│ │ │ 2│ 1│ │ │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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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北│正传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2│ │ 1│ 1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4
　　 ├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
　　魏│附见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2│ │ │ 2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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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姚│正传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1│ │ │ │ │1
　　 ├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
　　秦│附见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1│ │ │ │ │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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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│正传│ │ │12│ │ │ │32│ │ │ 4│ 9│ 8│ 7│ 8│ 5│ 4│ 5│94
　　宋├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
　　 │附见│ │ │ 3│ │ │ │45│ │ │ 3│ 2│ 5│ 2│ 2│ │ │ │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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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│正传│ │ │ 1│ │ │ │ │17│ │ 3│ 4│ 4│ 2│ 7│ 3│ 5│ 5│51
　　齐├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
　　 │附见│ │ │ 1│ │ │ │ │59│ │ 2│ 6│ 3│ │ 7│ 1│ │ │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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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│正传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8│ │ 1│ │ 1│ │ 2│ 2│ │ │14
　　梁├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
　　 │附见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14│ │ 2│ │ │ │ 1│ │ │ │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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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共│正传│51│ 7│31│41│51│31│23│72│ 4│61│12│31│11│12│41│11│10│500
　　 ├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
　　计│附见│91│ 5│ 4│22│31│31│54│67│ 1│ 9│11│ 8│ 3│21│ 2│ │ │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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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传前八科之末有论有赞，末二科纂辑在后，有论有赞。作者说：“及夫讨复源流，商榷取舍，皆列诸赞论，备之后文。而论所著辞，微异恒体：始标大意，类犹前序，末辩时人，事同后议。若间施前后，如谓烦杂，故总布一科之末，通称为论。”(见《序录》)“论”实际概括了前序和后议，对一科的主旨源流有所阐明，对其中突出的人物也予以评定。另外还透露出作者对某些事物的看法，反映出一些历史上的情况。如《译经论》中评论：“顷世学徒，唯慕钻求一典，谓言广读多惑，斯盖堕学之辞。”《亡身论》中评论：“凡夫之徒，抛舍身命，欲邀誉一时，流名万代。及临火就薪，悔怖交切，于是僶俛从事，空婴万苦。”都是针对当时僧人不好学习或妄邀名誉所提出的针砭。
　　卷十四是《序录》，有序录和全部目录，末附王曼颖致慧皎书一篇，慧皎答书一篇。《序录》和两篇书札对编写本传的意旨，都有所申述，对前代有关僧传的作品也有所评价，是研究自晋到梁天监末年包括本书在内有关佛教传记的重要史料。
　　本传包含了后汉至梁代中叶佛教发展的轮廓和不同行谊人物的面貌，以及佛教思想潮流的发展倾向。尤其《译经》、《义解》两科，作者特别重视，著录人物既多，内容也极繁富。关于翻译家的事迹、学派、迻译的经过、译品的好坏；以及义解高僧的学识、学说、著作、与当代社会上名士的往来，和对玄学的激扬，都有所记载。另外，对于东来传译卑摩罗叉，佛驮跋陀罗(均见卷二)等为法忘躯的精神，西行求法的昙无竭、法显、智严、宝云、智猛(均见卷三)等不避艰险的事迹，也是欢喜赞叹竭力加以表扬。对高蹈离俗、遗弃名利、甘心枯槁的帛远(卷一)、支孝龙、僧度(均见卷四)、竺道壹 (卷五)、道恒、道标、僧肇(均见卷六)等，也予以很高的评价。此外，如求那跋陀罗(卷三)、慧永(卷六)、慧安、道汪、法瑶(均见卷七)、僧远(卷八)、僧隐(卷十一)、法愿(卷十三)等的蔬食，严佛调(卷一《支娄迦谶传》)、朱士行(卷四)、刘元真(卷四《竺潜传》)、邵硕(卷十)等的仍用俗姓，竺法乘(卷四)、竺法旷(卷五)、于道邃、于法威(均见卷四)等的随师为姓，竺法雅、支遁(均见卷四)、慧远(卷六)、昙谛(卷七)、法瑷(卷八)等的讲授外典，于法开(卷四)、竺法旷(卷五)、佛图澄(卷九)、法颖(卷十一)等的兼行医术，反映了天监十二年梁武帝勅断肉食以前蔬食还不是定制，道安以前僧人的姓氏，及外典与医疗在弘法上的作用，而显现出佛教在某一时代的精神面貌。复次，此传所记中印文化的交流，以及中亚的史实和地理情况，都是今日研究古代中西交通史上很珍贵的资料；而研究南北朝历史，传中所提供的材料、也可以互相参证。清代学者孙星衍尝注意及此，他认为此传“足资考史，地方古迹亦可借证，实为有用之书”(见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十二)。又说：“《通鉴》宋文帝元嘉十年，沮渠牧犍改元永和，此书《浮陀跋摩传》作承和，与《北史》同，足资考证。”(见《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遗》)实则足资考史的地方很多。至于《晋书》卷九十五《艺术传》中佛图澄、鸠摩罗什、麻襦、僧涉、昙霍、单道开、王嘉诸人的传，《南史》卷七十六附见宝志的传、也都可以和本传参照。又唐代释道宣撰《大唐内典录》，释智昇撰《开元释教录》，都曾大量利用本传来充实其著作的内容，释道世在《法苑珠林》中引用的也很多。
　　本传受到前代学者广泛的好评，王曼颖说它是“不刊之笔。属辞比事，不文不质”(致慧皎书)。费长房认为是“为时所轨”(《历代三宝纪》卷十一)。道宣说它“文义明约，即世崇重”(《续高僧传》卷六《慧皎传》)。梁代藏书家梁元帝为江州刺史时(大同六年至太清元年，540～547)，张绾就曾以此传为赠(见《金楼子聚书篇》)，其为时人所重视可知。
　　唐释道宣在《续高僧传》序中，曾指出本传的缺点说：“辑裒吴越，叙略魏燕，以博观未周，故得随闻成采。加以有梁之盛，明德云繁，薄传五三，数非通敏，斯则同世相侮，事积由来。中原隐括、未传简录：时无雅赡，谁为补之？”因为作者是梁朝人，当时南北分裂，对北朝资料的掌握，自然要受到地域的限制，作者是无能为力的。至于梁僧记录的不多，则因此传断限到天监十八年止，而且生存者不录。再者梁武帝时代佛教虽发达，但实行潜修的高僧并不多，这也不能归过于作者。但在个别地方，传中也还有欠精确之处。如鸠摩罗什的卒年，作者虽加以考证。但仍有错误，而应以僧肇撰的《竺罗什诔》(见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三)作弘始十五年癸丑(413)为确。另外关于各家的学说，虽然提到，但失之太略，没有把内容或论点扼要的记录下来，较之《名僧传》，这点是有逊色的。
　　本传的文字典雅流畅，在六朝作品中，也属上乘。它不但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就是在研究哲学、历史、文学方面，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　　(苏晋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