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，简称《至元录》，十卷，元代释庆吉祥等撰。

　　至元年间，元世祖“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，疑其有异，命两土名德对辩，一一无差。帝曰：‘积年疑滞，今日决开’。”(见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二十二引《弘教集》)由此有法宝勘同之举。此事系至元二十二年(1285)开始，即本书叙录所说：“大元世主……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，召西蕃板底答、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琏国师、湛阳宜思、西天扮底答尾麻啰室利，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、及畏兀儿斋牙答思，翰林院承旨旦压孙、安藏等，集于大都大兴教寺，各秉方言，精加辩质。自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，顶踵三龄，诠讐乃毕。”于是“复诏讲师科题总目，号列群函，标次藏乘，互明时代，文咏五录(即指引用的唐代《开元释教录》、《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》、宋代的《大中祥符法宝录》、《景祐新修法宝录》、元代的《弘法入藏录》)，译综多家”，而成本书。本书的主要内容因系对勘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的异同，所以题名作“勘同总录”。

　　本书卷首列有庆吉祥为首的编修、执笔、校勘、校证、译语、证义、证明诸人的衔名，共二十九人。庆吉祥等十五人系汉僧(名字下带有吉祥字样，当是受其时藏僧常以吉祥命名的影响)。其中演吉祥本名定演，事迹见赵孟頫所撰的《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大师演公塔铭》(《松雪斋文集》卷九)。又元廷官吏五人中，迦鲁拿答思和安藏在《新元史》卷一百九十二中有传。

　　本书分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总叙，标示本书的缘起和大纲，又分四科：第一是“总标年代，括人法之弘纲”，简单地记录自后汉明帝永平十年(67)到元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二个朝代译出三藏的部数和卷数。第二是“别约岁时，分记录之殊异”，列载后汉到元五个阶段中译人和传译经典的数字。第三是“略明乘藏，显古录之梯航”，著录《开元》、《贞元》、《祥符》、《景祐》、《弘法》等录所记的经律论部卷数目。第四是“广列名题，彰今目之伦序”，标明本书的分类和部卷数目。第二部分是本书的正文，文前有一段说明：从有翻译以来经律论等的卷目、年代、译人事迹等在《开元》等录中，已有记载，对于这一方面即不再详述，而只按类分载各经。

　　本书的分类是按契经(经)、调伏(律)、对法(论)三藏，每藏又分菩萨和声闻二乘，末尾有圣贤传记录。在菩萨契经藏中分显教大乘经和密教大乘经二类。显教大乘经中又分《般若》、《宝积》、《大集》、《华严》、《涅槃》诸大乘经六部；密教大乘经中又分秘密陀罗尼和仪轨二部。在菩萨对法藏中分大乘释经论和大乘集义论二类。圣贤传记也分梵本翻译集传和东土(指汉地)圣贤集传二类。这种分类法，大致是依据《开元释教录》。如关于菩萨契经藏以《般若》部居首，小乘契经藏以《阿含》居首，及圣贤传记所包括的内容等的说明都是照《开元录》原文迻录。只是把密教和显教分列，则是本书所独具。自唐宋以还，密部教典翻译日多，附列在显教经籍中已不易包容，同时，藏传佛教在元代极为朝廷所重视，把密教和显教并列，正反映出密教在当时佛教中的地位。也有可能，显密并列是受藏文藏经目类归类的影响。例如现存的古录登迦目录，在大乘经、小乘经而外，另列“秘密呾特罗”一大类。后来的藏文经录，一般也是分为经部和续部，因而为《至元录》所采用。兹将本书的分类和经典部、卷数目(依实际数目)表列如下：

┌般若部─── 40部 794卷┐
│宝积部─── 84部 177卷│
┌显 教┤大集部─── 27部 156卷├ 535部┐
│大乘经│华严部─── 31部 239卷│2304卷│
┌菩萨契│ │涅槃部─── 6部 59卷│ │ 885部┐
│经 藏┤ └诸大乘经──347部 879卷┘ ├2945卷│
契经藏┤ │密 教┌秘密陀罗尼─261部 527卷┐ 350部│ ├1176部 3656卷
│ └大乘经┤ ├ 641卷┘ │
│ └仪轨──── 89部 114卷┘ │
└声闻契经藏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281部 711卷┘

┌菩萨调伏藏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28部 56卷┐
调伏藏┤ ├ 98部 564卷
└声闻调伏藏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70部 508卷┘

┌大乘释经论─ 21部 157卷┐
┌菩萨对法藏┤ ├117部 631卷┐
对法藏┤ └大乘集义论─ 96部 474卷┘ ├155部 1339卷
└声闻对法藏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38部 708卷┘

┌梵本翻译集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95部 231卷┐
圣贤传记┤ ├214部 1607卷
└东土圣贤集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119部 1376卷┘

　　本书的组成是以《开元录》所载为骨干，再以《贞元》、《祥符》、《景祐》、《弘法》等录所载补充，故引用《开元录》经目所占比重量大，约近四分之一。

　　本书是以藏文大藏经目录，对勘汉文经藏(见卷首释净伏序)，凡是有汉译本同时也有藏译本的，很多将梵文原名用汉文音译注在经名之下，作者在《般若》部的梵名下发凡起例说：“今此总录，于题目内间有一二所以安梵名者，自来三藏但以梵文译为华言，所以不存梵名。间有存者，于五义中亦有具一二义故不翻者也。今因与蕃相对，随彼蕃云有无记录，有者著之，无者仍旧。或有的对，或约蕃义，不可一准也。义学高德善二音者，请勿疑矣。”(卷一)这是因为藏文翻译的经典，卷首大都保留着梵文原名的音译之故。汉文与藏文译本有不同之处，则勘其同异，加以注明。如《大般若经》第一会下加注：“此会经与蕃本《十万颂般若》对同。”小注，“此会比西蕃本多‘常啼’、‘嘱累’、‘法涌’三品，其蕃本却在第五会中”。又在同经第五下加注：“此会经与蕃本《八千颂般若》对同。”小注“此会比蕃本少‘常啼’、‘法涌’、‘嘱累’、‘慈氏所问’四品，前三品却在前第一会中‘慈氏所问品’全阙”(均见卷一)。又如《大集会正法经》下注：“此经与蕃本相对，彼经稍少”(见卷二)。《华手经》下注：“亦名《摄诸善根经》，此名与西蕃本同”(卷三)。这些校勘，对于研究汉藏教典是很好的资料。在校勘过程中，也提出一些问题，如《大方等大集经》下注说，“梵文云，此《大集经》一十一分，四十八品，品局当部，分及支派。今勘本经总有八品三分，于三分中曲分二十八品，共成三十六品。云四十八，未详所以”(卷二)。这还有待于后人的研究。至于某些藏文译本有疑问的经，如《仁王护国般若经》(见卷一)、《观虚空藏菩萨经》(见卷二)、《成就妙法莲华经王瑜伽观智仪轨》(卷六)，都注明“蕃疑，析辨入藏”等字样。

　　本书着重在汉藏对勘，著录的典籍方面，唐以前同于《开元》、《贞元》二录，宋代同于《祥符》、《景祐》二录，所增补的不多。著录辽代、元代的译述，仅只慈贤、思孝、非浊、八思拔、安藏等数人。但是本书所征引的《祥符录》、《景祐录》，现只存残本，《弘法入藏录》久已失传，从本书中还可以了解三录的内容。　　本书在对勘汉文藏文方面，虽大力进行，但存在一些疏漏的地方。第一，同本异译的经，因为立名不同，有的则注“蕃本有”，有的则注“蕃本阙”，而表现出自相矛盾。如《大宝积经》第十二《菩萨藏会》，注云“与蕃本同”(卷一)，《佛说大乘菩萨藏正法经》，虽注明与上经同本，但却说“蕃本阙”(卷四)；又如《大乘日子王所问经》，注明与《优填王经》同本(卷四)，《优填王经》即《大宝积经》第二十九《优陀延王会》，注云 “此会与蕃本同”(卷一)，而《大乘日子王所问经》却注“蕃本阙”(卷四)。第二，有些同本异译的经，没有勘出，因而在加注藏文本有无上也不一致。有如《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》与《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》，注云“同本异译，蕃本阙”(卷三)，而《大乘入诸佛境界智光明庄严经》则注云“与蕃本同”(卷四)，不知此三经原系同本异译。又如《善法方便陀罗尼经》与《金刚秘密善门陀罗尼经》、《护命法门神咒经》，注云“同本异译，蕃本阙”(卷五)，又如《延寿妙门陀罗尼经》则注云“与蕃本同”(卷六)，不知此四经原系同本异译。第三，有的经不是同本，误作同本，如《妙法圣念处经》下注“与《大宝积经》第四十三《普明菩萨会》同本”(卷四)，实际是错误的。第四，在对勘藏文本时，常常依据书名判别有无，而实际不然。如《阿毗达摩集论》、《杂集论》，皆注“蕃本缺”(卷八)，而实际皆有藏文本。又如《观所缘论护法释》，注“蕃本同”(卷九)，而实际缺藏文本。这类例子很多。第五，在梵名经题上，也间有错误。如《大宝积经》第二十九《优陀延王会》，梵题作“阿唎亚　乌答亚拿　哇忒萨　阿啰扎　拿麻　八哩　哇哩怛　八哩巴哩赤”(卷一)，后半应作“八哩巴哩赤拿麻巴哩哇哩怛”。《优填王经》与上经同本，梵题作“阿唎亚　乌达牙拿　哇忒萨　阿啰扎　拿麻八哩瓦八哩巴哩赤　啰答”(卷一)，后半也应作“八哩巴哩赤拿麻八哩瓦啰答”。又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梵题作“晡怛 阿瓦怛萨甘　拿麻麻诃布噜亚　摩诃衍那　苏怛啰”(卷二)，摩诃下脱vai字之音译。另外有的梵题和汉译经名配合错误：如《大宝积经》第十五《文殊师利授记会》，注云“蕃本阙”，然第四十六会《文殊说般若会》的梵题“阿唎亚　曼殊师利　哺怛　乞室怛啰　孤拿　尾喻诃　拿麻　摩诃衍那　苏怛唎”(卷一)，正是第十五会的梵名，而不是第四十六会的梵题。又如《般舟三昧经》与《拔陂菩萨经》、《大方等大集贤护经》是同本异译，注说“蕃云对同，未见其本”(卷二)，所以没有梵名，但是《大方等檀特陀罗尼经》的梵题“阿唎亚　钵拿　帝乌都巴拿哺怛三穆迦　阿瓦思滴怛　三麻帝拿麻　麻诃衍拿　苏怛啰”(卷五)，就是《般舟三昧经》的梵名，与《大方等檀特陀罗尼经》则毫无关系，都是对勘误解所致。最后第六，在译人方面，也间有错误，如《文殊师利一百八名梵赞》作施护译，《圣观自在菩萨梵赞》作法贤译(卷十)，但在《祥符录》卷七上都作法天译。此外，误题、漏注或重复之处尚多。

　　汉藏佛典的对勘，本是艰巨的事业，在当时政府的主持下，集合了许多汉藏有名的专家来工作，经过三年的时间，完成了这部巨著，对于佛教经典目录的整理研究，有其一定的作用。本书保存下来的经论梵名译音，可供语言音韵学家作参考，所勘藏文经典的有无，也是研究古代藏族佛教有价值的资料。后世在经典分类上，以密教独立为部，如明寂晓的《释教汇目义门》，智旭的《阅藏知津》，都是受本书的影响。

　　本书在清代乾隆年间(1736～1795)，工布查布著藏文本《汉土佛教史》曾抄译本录为其最后一部分。又1883年日本南条文雄英译《大明三藏圣教目录》，也曾利用本录，注出各书的梵文原名。由此可见本录应用之广。

　　(苏晋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