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宗镜录》，一百卷，五代吴越国延寿(904～975)集。延寿是法眼文益的嫡孙，法眼在《宗门十规论》里鼓励参禅的人研究教典，又有颂云：“今人看古教，不免心中闹，欲免心中闹，但知看古教。”都是针对当时的禅师们轻视义学落于空疏的流弊而发，延寿编集《宗镜录》的动机，当然渊源于此。《宗镜录》卷四十三云：“近代相承，不看古教，唯专己见，不合圆诠。”又卷六十一云：“今时学者，全寡见闻，恃我解而不近明师，执己见而罔披宝藏，故兹遍录，以示后贤，莫踵前非，免有所悔。”延寿在这两段文里，发挥了法眼的观点，把编集《宗镜录》的原因，说得非常明白。
　　据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二十六及《净慈寺志》卷八所说，延寿得法于法眼的大弟子德韶之后，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(952)住持奉化雪窦寺，其时，“学侣臻凑”，从他参学的人很多，因此《雪窦寺志》上有在雪窦寺写成《宗镜录》初稿的传说。宋太祖建隆元年(960)吴越国忠懿王请延寿住持杭州北山的灵隐寺，明年，又请住持南山的永明寺(即净慈寺)，从他参学的人更多。宋慧洪(1071～1128)《林间录》卷下云： “予尝游东吴，寓于西湖净慈寺，寺之寝堂东西庑建两阁甚崇丽，寺有老衲为予言，永明和尚以贤首、慈恩、天台三宗互相冰炭，不达大全，心馆其徒之精法义者于两阁，博阅义海，更相质难，和尚则以心宗之衡准平之。又集大乘经论六十部，西天此土贤圣之言三百家证成唯心之旨，为书一百卷传于世，名曰《宗镜录》。”考《净慈寺志》，《林间录》所说的“寝堂”，原名演法堂，建于显德元年(954)，凡五楹，因为延寿在此堂内集成《宗镜录》的定稿，改名为宗镜堂。
　　《宗镜录》集成之后，据宋元祐年间(1086～1093)杨杰《宗镜录》序说：“吴越忠懿王宝之，秘于教藏。”宋代昙秀的《人天宝鉴》上也说：“禅师既寂，丛林多不知(《宗镜录》)名，熙宁中(1060～1077)圆照禅师始出之，……于是衲子争传诵之。”圆照的提倡，引起社会上的注意，元丰年间(1078～1085)皇弟魏端献王乃镂板分送当时有名的丛林。不过在其后的元祐年间(1086～1093)，《宗镜录》经过法涌、永乐、法真等人的“校读”，并刻新板流布，面目可能和魏端献王所刻的不同。明代的蕅益(1599～1655)在《灵峰宗论》卷七校定《宗镜录》跋里说：“永明大师……辑为《宗镜录》百卷，……未百年，法涌诸公擅加增益，于是支离杂说，刺人眼目，致袁中郎辈反疑永明道眼未明，亦可悲矣。……予阅此录已经三遍，窃有未安，知过在法涌，决不在永明也。癸已新秋，删其芜秽，存厥珍宝，卷仍有百，问答仍有三百四十余段，一一标其起尽，庶几后贤览者，不致望洋之叹，泣歧之苦矣。”魏端献王的原刻本，杨杰《宗镜录》序上说“四方学者罕遇其本”，可见早已绝版，而蕅益用以校定的《宗镜录》则是根据法涌的新本，那末现今流传的《宗镜录》是法涌等人“擅加增益”的本子，而不是延寿的定本。不过法涌等人并没有把《宗镜录》修改得面目全非，蕅益说：“虽被法涌杂糅，然具眼者观之，金沙可立辨也。”
　　《宗镜录》全书约共八十余万字，分为三章，第一卷前半为标宗章，自第一卷后半至第九十三卷为问答章，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为引证章。标宗章“立正宗明为归趣”，问答章“申问答用去疑情”，引证章“引真诠成其圆信”。所谓正宗，即“举一心为宗”，此一心宗，“照万法如镜”，又编联古制的深义，撮略宝藏的圆诠，故称曰录。《宗镜录》的名义如此，读者就不难想见它的内容。
　　《宗镜录》全书在诠释“一心”处，引用《华严经》及贤首宗的理论最多。贤首宗兴起在天台宗和慈恩宗之后，法藏、澄观极意谈“圆”，圆融无碍的说教，和禅宗门下经常提举的“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”互相呼应，有时禅家宗旨得到《华严》义理的引证而愈益显豁，所以禅宗五家宗派最后一宗的开山祖师法眼重视华严，法眼的嫡孙延寿著《宗镜录》而广引贤首宗义，乃是佛教发展史上必然会出现的现象。不过，《宗镜录》毕竟是借教明宗而不是混宗于教的著作，因此在九十九卷的问答章里，虽然罗列了天台、贤首、慈恩的教义，而只是一味会通，借以证明心宗的深妙，并没有料简异同，解决教理上的问题，这是《宗镜录》的一大特点。
　　据蕅益的研究，本录问答章分为三百四十多段，每一段又包含若干问题，大约在第四十六卷以前，所有问答，多明法性，第四十七卷以后，多明法相。不过也并非严格区分，因为在第四十六卷以前，也有谈到法相的问题，第四十七卷以后，也有谈到法性的问题的。此外，前后问题以及所阐释引证的，重复的地方很多，卷第一百云：“今闻宗镜卷卷之中，文文之内，重重唱道，一一标宗，长菩提根，成于法乐。……请不生怠，厌于频闻。”从这里更加可以知道，延寿编集《宗镜录》祗是借教明宗，成其对于宗的“圆信”，而并非有意于解决教乘的纷争。
　　引证章引证了大乘经一百二十种，诸祖语一百二十种，贤圣集六十种，共三百种。其中保存了一些宝贵的文献。例如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的两段法语，都未见于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古尊宿语录》等书，此外在问答章里所引用的《中论玄枢》、《唯识义镜》等书，现在皆已失传，幸赖《宗镜录》保存了一点资料，还能从而想见原书的大概。
　　《宗镜录》在禅师们轻视义学的流弊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编集成书，在当时对于佛教界的教育意义很大。所以宋代元祐年间宝觉禅师说：“吾恨见此书晚。平生所未见之文，功力所不及之义，备聚其中”(《人天宝鉴》)。他非但手不释卷，孜孜研究，还撮录玄要，成为《冥枢会要》三卷，刻板流通。后来又有祖心增辑为《宗镜广枢》十卷(《净慈寺志》)。不过《宗镜录》的卷帙太多，对于一般佛教徒的参考来说，是有所不便的。所以清世宗(雍正)在《宗镜录》后序里说：“此书历宋、元、明以迄于今，宗门古德，不乏具眼，而从未见有称道赞扬，标为第一希有者，亦可异矣。”说《宗镜录》成书以后，从未有人称道赞扬是不合事实的，但阅读它的人不多则是实在情形。即如雍正用“上谕”推重《宗镜录》说：“朕谓达摩西来以后，宗门中述佛妙心，续绍佛命，广济含生，利益无尽者，未有若禅师此书者也。”又“录其纲骨，刊十存二”，编为《宗镜大纲》一书，以政治力量，广为传布，也并没有达到“凡有心者，皆入此宗”的目的。推究它的原因，一是禅宗发展到清初，已成强弩之末，提不起来了。另一还是《宗镜录》本身不便于一般佛教徒的参考之故。
　　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十八云：“高丽国王览师(延寿)言教，遣使赍书叙弟子礼，奉金缕袈裟紫晶数珠金澡罐等。彼国僧三十六人，亲承印记，归国各化一方。”这是《宗镜录》的影响远及于朝鲜佛教界的记载。(臣赞)